成都高新區:產業新城進化論

2015年至2019年,成都高新區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已連續五年超過 8.5%。今年疫情之下,該數據由第一季度的6.1%、上半年的7%,爬升至前三季度的8%,漲勢兇猛。

成都高新區堅持“產城融合”理念,全域建設五大產業功能區,打造生產、生活、生態融合的產業社區。

成都高新區已形成包括場地租金減免、實驗室建設補貼、創業啓動基金、人才補貼等在內的創新創業支持體系。

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戰略推動下,成渝兩地高新區計劃聯合打造成渝科創走廊,推動構建“兩極一廊多點”創新格局。

在GaWC 2020年世界城市綜合競爭力排名升至59位、位居Beta+級;連續12年位列“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名單榜首,累計13次榮獲“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稱號……成都,這座新一線城市究竟有何魅力,接連成為國內外權威榜單的“常客”?

成都,自古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在人們的傳統印象中,這座城市往往成為“巴適(四川話:美好)生活”的代名詞,這裏有憨態可掬的大熊貓、熱氣騰騰的火鍋、遍佈大街小巷的各式茶館,是一座“來了就不想走”“來了還想來”的休閒之都。

然而,沿着中軸線天府大道一路向南,在距離成都市中心天府廣場僅10公里的地方,呈現出一個不同於人們傳統印象的“新成都”:燈火通明的寫字樓裏,年輕人少了閒情逸致,還堅守在寫字樓工位的電腦屏幕前,進行着一日工作的最後衝刺;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員依然在明淨的實驗室中忙碌。

這裏不是硅谷,不是深圳南山,而是成都高新區。在成都這座千年古城早已孕育形成的人文氣質上,成都高新區建構起一種更為現代化、國際範兒、面向未來的城市面貌,為“老成都”的“悠閒基因”注入全新的內涵,正在用高質量增長為中國經濟“第四極”的運行注入源源不斷的燃料。

2020年11月17日的知名跨國公司投資四川座談會,成都高新區的產業優勢和政府服務不停被跨國企業提及。眾多知名跨國公司的青睞,顯示出這裏的獨特魅力。

自上世紀末“成都向南”行動開始,這片區域的創新動能不斷迸發。人們不禁驚訝,成都高新區究竟是如何誕生的?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戰略覆蓋下的成都高新區,將給中國新興城市的進化提供什麼樣的樣本價值?

想象之外的“新成都”

創業者石怡,正在進入遊客們想象之外的“新成都”。

驅車沿着人民南路一路南下,進入市中心10公里之外的世界,濃厚的現代化、國際化氣息撲面而來。道路兩側,極具現代藝術感的地標建築鱗次櫛比。這是成都擁抱現代科技浪潮的“變臉”行動。

經濟數據也在“想象之外”。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至2019年,成都高新區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已連續五年超過8.5%。2020年前三季度,該數據由第一季度的6.1%、上半年的7%,爬升至前三季度的8%,漲勢兇猛。

在“新冠肺炎”疫情重挫全球經濟的情況下,快速恢復的“韌性”和較高的增長速度,是許多沿海地區城市也完成不了的任務。

在較高增長率的驅動下,成都高新區的地區生產總值在2019年已經接近2300億元,2020年有望突破2500億元,對成都市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近15%。這樣的體量,也足以和許多沿海地區的經濟強區一較高下。對一座地處內陸的新城而言,成都高新區堪稱“實力擔當”和“潛力擔當”。

這或許引發一些人的好奇——這座在人們想象之外的“新城”,究竟是怎麼來的?

將時間回撥到三十多年前,成都高新區完全是另一番模樣。1988年,國家“火炬計劃”推動成都高新區成立之時,這裏還是“老成都”們眼中的“鄉下”。

用成都高新區相關負責人的話來説,那還是人們“不知高新為何物”的年代。

本地村民姜素羣回憶,當年的成都高新區除了農田農舍,還零零散散分佈着火力發電廠、造紙廠、搪瓷廠和磚廠。當時她住的大源村沒有公路,下起雨來道路泥濘不已,“家裏住的是破舊的磚房”。

這樣的“鄉土成都”顯得凋敝,卻難掩“非池中物”的潛質。

2001年,英特爾中國區執行董事戈峻來到這裏,展現在他面前的還是“希望的田野”。當時,英特爾正謀劃在中國擴大投資,而四川省境內還沒有任何世界500強企業的投資項目。令人意外的是,經過兩年的詳盡考察,英特爾董事局最後決定斥資5億美元在成都高新區投資建廠。英特爾將這項投資計劃稱為“big bet(大賭注)”。

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過不少敢於“豪賭”的跨國公司,比如1981年進入深圳特區的百事公司,1988年進入廣州開發區的寶潔公司。而時間回到今日,英特爾的“豪賭”,最終被商業史證實為世界500強企業的“聰明判斷”。

過去二三十年,成都高新區“外引內培”,成為眾多明星企業的集聚地。花千骨、王者榮耀等一系列國民手遊產品在這裏誕生;極米、醫聯、咕咚等眾多科技類公司在這裏成長壯大;地奧集團、成都先導、苑東生物等眾多卓越企業將這裏變成國內最強的生物製藥產業集羣之一。

姜素羣眼中昔日還是一片農田的村落,最終變成高樓林立的現代化街區。

城市“變臉”進程中,成都高新區屢次調整升級。從1996年“成都向南”的城市規劃開始,成都高新區從最初的2.5平方公里起步區壯大至託管234.4平方公里,已形成高新南區、高新西區、天府國際生物城、未來科技城四大空間發展格局。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祕書長、國家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耀指出,作為高科技企業的集聚平台,成都高新區擁有西部12省區的廣闊腹地、龐大的人口和市場規模,以及陸海新通道起點的交通樞紐地位。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戰略推動背景下,成都高新區將深度釋放經濟增長潛力。

把生活裝進園區

晚秋時節的午後,人們徜徉在湖旁的磚石小道上,陽光穿過鬆林的縫隙投射而來,留下斑駁光影。遠山的青松林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迎面吹來夾雜着松香的清風。此情此景頗有韻致悠遠之感。

這裏是天府國際生物城,成都市生物醫藥產業的核心聚集區。把城市建在森林中,將實驗室建在花園裏,是這座園區的建設理念。

作為“進場”的創業者,石怡表示,園區優美的生態環境,是公司選擇落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老成都”們來説,生活是天大的事情;把生活裝進城市之中,是成都頗具先鋒意義的城鎮化實驗。

這樣的“先鋒實驗”,是成都市推行“產業功能區”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2017年7月,成都市在產業發展大會上提出,全市域統籌佈局66個產業功能區。這66個產業功能區又細分為數百個“產業社區”。成都高新區是這項戰略覆蓋的重點區域,正全域加快建設天府國際生物城等五大產業功能區。

“產業功能區”戰略的先鋒意義在於,它試圖解答困擾中國園區數十年的“產城分離”問題。

過去四十餘年,園區,以及由園區衍生的開發區、高新區和新區,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巨大,被視為獨特的“中國模式”。但硬幣的另一面是,高效率運作的“園區經濟”,某種程度上卻是以犧牲生活品質為代價。改革開放早中期,由於需要大規模的連片土地,園區往往被規劃在郊區或者還未城鎮化的農村地區。園區提供着資本和產業需要的廠房、道路和員工宿舍;卻由於遠離市中心,無法充分提供勞動者需要的學校、醫院和商場等生活設施。隨着園區經濟的進一步壯大,許多城市將面臨某種“大城市病”的挑戰——老城有生活卻無產業,新城有產業卻無生活。這種“分離”使得人們需要花費大量時間通勤,又造成城市的擁堵。

為解決該問題,國內許多開發區、高新區紛紛推動營城邏輯從“產-城-人”往“人-城-產”轉變,以人的需求為先。

這也是成都市正在推行的理念。在成都高新區的實踐中,辦公區域和生活區域相互“咬合”,工作和日常的衣食住行被放置在產業社區這一基礎單元中。

在成都高新區工作的黎曉説,兩三年前,她和丈夫告別蝸居多年的北京,來到成都。夫妻倆如今住着有大陽台的房子,樓下就是桂溪生態公園,下班可以在公園跑步健身,每天上班也只用15分鐘通勤。

“這種生活很‘巴適’。”她説,“感覺自己就生活在大花園裏。”

成都高新區相關負責人介紹説,成都高新區正在進一步建設“十分鐘生活服務圈”。這意味着市民出門買菜、看病、鍛鍊以及參加社交活動,均可以在步行十分鐘的範圍內得到解決。

“產城融合是個大方向。成都高新區起步早,率先把生產、生活及生態空間合理融合,是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質量發展的路徑之一,具有樣本意義。”陳耀強調,“在國內給其他地區提供了可借鑑的經驗,推動着高新區向綜合性、一體化方向發展。”

政策與市場“賦能”

11月17日的座談會上,英特爾成都工廠疫情期間“零停產”的細節,被屢次提及。

如何符合跨國企業的要求,這讓外界充滿了好奇。

在疫情幾乎迫使經濟“停擺”的背景下,出現一天都沒有停產的生產線,堪稱疫情防控的“奇蹟”。政府職能部門提供的全方位系統性服務,被認為是生產線得以正常運轉的重要原因。

高質量的政府服務,是成都高新區的“魅力”之一。

“進駐(天府國際)生物城是有很高門檻的,政府對我們的技術和應用前景都有要求。”身為貝施美公司的總經理助理,石怡的記憶中也有一段難忘的談判經歷,“政府瞭解企業的好奇心特別強,他們不斷在學習。政府部門會跟進公司的成長,幫助我們達到入駐的標準。”

包括石怡“進場”的天府國際生物城在內,成都高新區已形成一套創新創業支持體系。這套體系包括場地租金減免、實驗室建設補貼、創業啓動基金和覆蓋企業全生命週期的投融資平台,以及針對中高端人才的補貼和激勵政策。

“西南科創板第一股”成都先導是這套體系孵化的成果。

這家生物製藥企業的誕生,來自“海歸”科學家李進的選擇。2011年,決定回國創業時,他面前的選項有北京、上海、蘇州等生物醫藥產業發展較好的城市。經過幾個月的調研,這位生物醫藥專家卻選擇了成都高新區創業。

李進的理由是,成都能夠為初創型企業提供穩定的政府服務。

要形成高密度產業集羣,需要有為的政府,更需要有效的市場。

李進對成都及成都周邊的市場稟賦同樣充滿信心。成都擁有足以支撐產業鏈發展的稟賦資源;成都高校雲集,每年能夠供應大量生物醫藥專業畢業生,同時擁有華西醫院等著名醫院和一些大型藥企。

這足以支撐一條完整的生物醫藥產業鏈。成都市試圖以產業功能區為依託,吸引大型企業和潛力企業,引入產業上下游,構建產業生態圈。

進入2020年,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戰略推動下,成渝兩地正在推動建設一條連接科技創新的“廊道”。4月29日,成都高新區與重慶高新區簽署協議,計劃聯合推動構建“兩極一廊多點”創新格局,其中“一廊”即成渝科創走廊。

在該廊道的牽引下,成渝兩地高新區將加快形成“基礎研究-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全鏈條體系,構建“成渝總部研發+周邊成果轉化”協同創新及成果轉化模式。

在此之前,粵港澳大灣區與長三角城市羣,先後提出建設“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和“長三角G60科技創新走廊”。兩條“廊道”對標的國際先例,是著名的波士頓128公路以及硅谷101公路——這兩條公路是國際知名的科技創新集聚廊道。

經濟學家林毅夫早前在《成都日報》撰文指出,成都和重慶的核心地區實際上已經進入到高收入經濟體的階段,發展的產業一般會是資本和技術很密集的類型。這種產業的特性是規模經濟很大,很難在一個縣、一個市裏把所有的供應鏈都完備起來。對這樣的產業就必須有跨地區的合作。每個不同的地區根據當地的比較優勢,參與供應鏈當中的一部分。

為此,他認為,需要建設250公里田園風光的科創融合、產教融合、產城融合、城鄉融合的高品質生活宜居開放長廊,在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過程中超越美國著名的128公路。

這位經濟學家對未來的暢想,恰好又暗合“把生活裝進園區”的行動。